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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法治 德治 辨  

2012-10-15 07:24:1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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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没有法律这个牢靠的基础,道德的高楼大厦将会坍塌,没有道德的正义指引,法律将会沦为作恶的工具。

       最近,台湾大学林火旺教授用四篇文章畅谈道德教育与防治贪腐的关系,他认为,道德教育才是治本之道,理由有三:一曰制度源自权力,若当权者无道,不会制定好制度;二曰执行制度者为人,若执法者无道,就会同流合污;三曰法治国家,关键是守法,需先培育守法公民。窃以为,林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。

       如何防治贪腐,有效治理国家,这是古今中外执政者们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,也是学以致用的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搞清这个问题,要辨析道德与法律的关系、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以及德治、法治与防止贪腐之间的关系。当前,我国徘徊在德治与法治的十字路口,需要针对现实,辩清问题,申述常识。

       法治就是最基本的道德教育

       首先,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。在人类行为规范体系中,道德与法律存在着纵横二个向度的关系:在纵向关系中,道德在上,法律在下。道德主要约束心灵,是关于真善美及公平正义等向上精神的指引,通过约束心灵来约束行为,向上的极限是舍己为人,存天理、灭人欲;法律主要约束行为,通过约束行为约束心灵,是为人的行为设置的一条底线或大坝,这条底线或大坝就是符合最起码的道德要求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法律与道德具有同向性,且法律是道德的底线。

在横向关系中,道德与法律相互渗透、相互影响。法律根据道德原则制定,贯穿着道德精神,反映着道德诉求,固守着道德底线;道德渗透于法律,内化于法律,制约着法律,评判着法律。没有法律这个牢靠的基础,道德的高楼大厦将会坍塌,没有道德的正义指引,法律将会沦为作恶的工具。

道德与法律都是人类社会的行为调整规范,所以在法治与德治之间不存在根本冲突,关键是谁为先锋,谁为统帅。人们经常陷入误区的是,把道德教育等同于道德本身,若用以指导实践,必将贻害社会。道德是立国之本,但道德教育不是,它只是一种固本手段;就道德教育而言,法治运作本身就是最基本的道德教育。舍法治而谈道德教育,是舍本求末。

法治与德治同向,但与人治相反

其次,关于民主与法治的关系。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的事情由自己当家做主。人作为社会的主宰,民主首先意味着人的独立主体地位的确立,没有平等的、独立主体地位的人,根本就无法实现当家做主。当世界只有一个人时,无人与争,民主就是自己当家做主的无限自由。可社会是群居的社会,所以民主的出发点是个人的自由意志,但重心却在个人自由意志的集体表达与综合实现。严复当年将密尔的《论自由》翻译成《群己权界论》,就是直指了问题的核心。

在推翻封建专制追求人人平等的背景下,如何处理人己关系以实现民主自由,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,制定并遵循一定的规则,这就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与法律,统称为法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民主是法律的内容,法律是民主的保障。民主是人民独立与自由的意志,法律是对人民独立与自由的确认和保障。

法治与德治同向,差异在标准高低及其是否具有可操作性,但法治与人治相反,它关乎的是人民是否真正实现当家做主。在人治背景下,国王就是法;在法治背景下,法就是国王。

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,但民主与法治之间也存在矛盾。在终极意义上,民主是人的统治,法治是法的统治。一方面民主可以制定法律,也可以修改法律,但当民主走向极致时,它也会践踏法律,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是最好的例证;另一方面法治可以保障民主,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,理性与稳定,构成了对率性而为的人治的制约,但当法律被机械地推向极致时,法律就会丧失人性,成为自由的枷锁。所以,民主与法治之间必须存在相互制约,制约的是它们各自存在的缺陷,成就的却是它们各自体现的价值。在当前追求民主与法治的过程当中,我们需要拿捏好这两者各自的尺度,万事都不可走向极端,否则就会摧毁它本来的价值。

以法求德,德存

再次,关于德治、法治与防止贪腐之间的关系。德治的根本在约束人的心灵,求诸内心;法治的根本在约束人的行为,求诸外行。那么有效惩治贪腐,到底是要管制内心,还是要管制外行呢?

中国的传统思想一直信奉内圣外王,认为通过管制内心就可以达到管制外行。但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情况是,中国已经从过去静态的农耕社会转型为极速流动的市场社会,社会深刻转型,治国理政的方式要跟上时代步伐。

首先要搞清楚,贪腐到底是一种想法,还是一种行为。就常人而言,人人或许皆有贪念,政治学者达尔认为,“个人主义公民美德极端脆弱的原因之一,就在于公民是潜在的利己主义者。”但即便心生贪念,若无贪行,对社会并无实质危害,此时适用道德调整已经足够;但如果生出贪腐行为,就必须要用法律去剪除贪行,才能遏制贪心。所以光有一手软的不行,还需要有一手硬的。

人类社会的血泪发展史告诉我们,美德不能有效制约暴行。二百多年前,《联邦党人文集》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。……如果人都是天使,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。如果是天使统治人,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。”总结成一句话就是:必须以毒攻毒,以恶制恶,以暴制暴。如果妄想以美德来对付贪腐,其结果就只能是: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,哪怕拥有权力的是高贵纯洁得离神仅一步之遥的教皇。在欧洲中世纪,教会的权力曾经走向绝对顶峰,国王都是由教皇来任命,但与此绝对权力相对应的是,整个教会自上而下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绝对腐败之中,这就是引爆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。所以防止贪腐的关键在于消除不受监控与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,靠道德教育或培养道德楷模来防止贪腐,想法是好的,但肯定会力不从心,难达目的。

以德求德,德失;以法求德,德存。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运行不能没有道德精神的支撑与指引,否则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,丧失向上的生机,最后落伍于世界民族之林。立国需德,追求真善美,当无疑问。但道德的东西是上无边际的,无法量化,无法统一,不具有普遍的可操作性。我们不能在道德上强求每一个人都做雷锋,但不去违法犯罪,却是法律对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要求。

治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,还是须从最基本的道德要求——法治开始。先惩恶,再扬善,善莫大焉!

(作者: 黄秋生   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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